法律背景丰厚的人犯罪要不要罪加一等?-法律犯罪背景

热巴迪力木拉提 06-02 13:57:25 262

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,不能因为法律背景丰厚就罪加一等,也不能因为法律背景丰厚就减轻处罚。法律对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有不同的处罚标准,对法律背景没有区别。

直接回答你不会的,因为不管在什么人的。这种背景情况下,法律对于这个神圣的公开公正的。不会偏向某一个人,也不会偏向某一个集体,所以对于这件事情来说,法律层次面儿上来说是很公平的一个平台。即使是你有重大犯罪记录或者是有不良的行为,也是根据你所犯的条例和法规。来执行的并不是根据你一个人的身份或者是相对应的背景的严重性。

所谓知法犯法,罪加一等只是人们对于古代司法的刻板印象,在我国现行刑法和其他法律中,并没有把知法犯法作为法定加重处罚情节写入,而刑事案件的裁判要严格的根据《刑法》和《刑事诉讼法》来判定,所以并没有罪加一等的说法。而且事实上,在正常的法律庭审辩护当中,律师的作用往往是去发现法律中对犯罪嫌疑人更有利的点进行辩护,而不是利用法律去加重别人的刑罚。

既然法律程序总要听取控辩双方的言论,那我们不如就从这篇洗白稿说起,看看鲍某明的案件到底有没有反转。

首先,财新网特稿中鲍某明的陈述真实性,值得商榷。

文中多次提及,鲍某明手中有大量聊天记录可以佐证,他和女孩之间并非收养关系,而是恋爱关系。

但记者却没有公开这些聊天记录,仅凭言语描述还原两人间的日常相处,显然不足以取信。

况且,受害女孩早就在之前的媒体报道中透露,她的微信和QQ是鲍某明注册的,会被鲍某明随时登陆。

熟悉法律的鲍某明,很可能会利用这一点制造证据,自说自话,伪造恋爱假象。

其次,即使聊天记录为真,财新提及的所有证据都成立,鲍某明的恶行都不可否认。

因为事件核心从始至终都只有一个,那就是鲍某明是否跟14岁的女孩发生了性关系。

无论是在财新、南风窗还是其他媒体的报道中,鲍某明都没有否认这一点。

退一万步讲,假如鲍某明和女孩之间真的存在恋爱关系,对14岁女孩做这种事,就没错了吗?

法律不看背景,你犯了法就要受法律制裁。

让子弹飞里姜文初到鹅城上任,教训了团练教头后说过“公平,公平,还是TMD公平!”
法律一旦颁布施行,不管事实上如何,即视为人民具已通晓,为全体公民提供了自身行为的规范和准则,使自己的行为具有了期待可能性。任何人皆不能以不知为理由,而逃避责任或免刑罚,否则将有损法律的尊严。如果知法者罪加一等,而不知法者免责,则人人会为了避免被从重处罚而拒绝接受法律,法律行为规范的作用无从谈起,成文法对公权力的规范作用也无从谈起,倒退回统治者任意解释和执行法律、人民无从知晓法律内容的“秘法”时代。这也是“知法犯法,罪加一等”这句话最致命的错误。
这种逻辑其实也可以说,是不是以前有功之人犯了罪可以以功低罪?
如果法律因为某个人而发生了“变通”,那么法律有什么威严所在?
那么这究竟是人治还是法治?

我国任何一部法律都没有这个规定。但为犯罪人员提供犯罪场所的,按照共犯论处。
共同犯罪分为一般共犯和特殊共犯即犯罪集团两种。一般共犯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,而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,是犯罪集团。组织、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,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,是主犯。对组织、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,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。在此之外的主犯,应当按照其所参加的或者组织、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。共同犯罪人主要分为主犯、从犯、胁从犯。
为犯罪人员提供犯罪场所的,属于帮助行为。
帮助行为,是指为其他共同犯罪人实行犯罪创造便利条件,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行为。帮助行为不是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犯罪的实行行为,因此,只有把帮助行为和实行行为有机地结合起来,才能解决帮助犯的定罪问题。在共同犯罪中,帮助行为可能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。
从帮助行为的性质来分,可以分为狭义帮助和隐匿帮助。前者指通过提供犯罪工具、指示犯罪目标或清除犯罪障碍等方法帮助他人实施犯罪。后者指事前通谋,事后隐匿罪犯、罪证或湮灭罪迹等帮助行为。
从帮助行为的形式来分,可以分为物质性帮助和精神性的帮助。前者指物质上体力上的帮助,例如提供犯罪工具、窥测被害人行踪、排除犯罪障碍等,在刑法理论上又称为有形帮助。后者指精神上、心理上的支持,例如帮助实行犯出主意、想办法、撑腰打气、坚定其决心等,在刑法理论上又称为无形帮助。

“知法犯法,罪加一等”的基本含义是,如果行为人意识到了自己行为的违法性(由于涉及到“罪”,姑且把“法”限定为刑法)而仍然为之,那么犯罪人就具有更高的主观恶性,对其的量刑要加重;同时意味着不知自己行为违法性而犯罪的,主观恶性就轻,对其量刑也应适当减轻甚至免除。这句传统的法律谚语已经被我国现行的刑事立法和刑事政策所摒弃,代之以“不知事实免责,不知法律不免责”,对自身行为违法性的认识不再影响定罪量刑。但是持有“知法犯法,罪加一等”观点的在坊间仍然不在少数,显示出传统和现代法律思想的冲突仍然存在。
“知法犯法,罪加一等”在内部逻辑和规范层面的问题主要有:
首先,法律一旦颁布施行,不管事实上如何,即视为人民具已通晓,为全体公民提供了自身行为的规范和准则,使自己的行为具有了期待可能性。任何人皆不能以不知为理由,而逃避责任或免于刑罚,否则将有损法律的尊严。如果知法者罪加一等,而不知法者免责,则人人会为了避免被从重处罚而拒绝接受法律,法律行为规范的作用无从谈起,成文法对公权力的规范作用也无从谈起,倒退回统治者任意解释和执行法律、人民无从知晓法律内容的“秘法”时代。这也是“知法犯法,罪加一等”这句话最致命的错误。
其次,法律并非凌空架设,“法律是被发现的而不是被制定的”,法律规范深深植根于社会的基本道德、习惯、价值观、是非观之中,处于社会的每一位成员都会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受到其影响,而无论其是否熟悉法律文本。因此,任何一位心智正常的成年人都应当被推定为“知法者”。比如杀人、抢劫、强奸、放火、决水、爆炸、投放危险物质等侵害人身权利、财产权利,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中都是不被允许的,具有违反道德与违反法律的双重性质,因此被称为“自然犯”,任何人不能以“不知法律”为理由免责,也就没有必要以“知法”为由加重责任。
最后,在具体的实施层面,如果规定“知法犯法,罪加一等”,或另一面的“不知法律可减责免责”,要求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查明被告人是否知晓刑法的某一具体条款,无疑给了控方极高的举证难度,在操作上难以执行,还留下了法律上的漏洞,给了很多人钻法律的空子,借不知法律逃避制裁,至少是逃脱“罪加一等”的制裁。为了维护公共利益,保证刑法的有效实施,需要摒弃“知法犯法,罪加一等”,代之以“不知法律不免责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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